12月16日下午3点，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聂珍钊教授应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为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批评方法与文学研究”的讲座。讲座由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秦晓晴教授和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胡泓教授主持。秦晓晴教授首先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并对聂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作了简要地介绍。
聂教授的讲座主要分三个环节展开：第一个环节的中心议题是批评方法与文学研究；第二个环节应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胡泓教授的请求，聂教授就有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论证、以及申请做了精辟的指导；最后讲座在意犹未尽的讨论环节中结束。
“如何做研究？”讲座一开始聂教授就提出了一个看似人人皆知但又发人深省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聂教授首先提醒我们要将方法和理论加以区分。现在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我们做文学研究时经常说“用什么理论来研究文学”，然而。理论是对某一个或一些现象的性质、作用、原因或起源的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方法论也是属于理论的范畴，广义上的方法论是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方法理论，理论是可以脱离实际而存在的推理。而方法则是如何将理论化为具体的过程，是与问题紧密联系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聂教授举了通天塔的例子：要建成一个通天塔，首先需要明确通天塔的概念，对其建成的可行性进行判断，推理，使其理论上得以成立，但这也紧紧只是理论上的通天塔而非现实的。那怎样才能把理论上的通天塔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的物体呢？这就需要考虑使用什么建材，设计什么结构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方法”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同样需要具体的方法，而不能片面强调理论。因为理论脱离实际，会导致空洞的论文出现，这样的论文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是理论的反复和理论的自证，即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这种现象一旦普及会对整个学术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学术论文价值的评判标准出现误差。
那么如何评价论文的学术水平呢？聂教授认为，所谓学术性，就是对某个领域某个学术问题的解决程度如何，解决程度越深则表明学术性越高。同时聂教授还强调，学术论文不仅要自己懂，还要让别人懂。即使自己懂，不能阐释得让别人懂仍然不行。所谓的“标新立异 ”，“高深莫测 ”的学术论文或报告其实多半是本人没能透彻理解，进而导致读者和听众迷惑不解的失败行为。学术论文应该是越简单明了越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聂教授以朱光潜翻译的《西方美学史》为例，极力推崇朱光潜先生的深入浅出的简约风格。
接下来，聂教授倡导大家不要盲目崇拜西方，要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探索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方法。聂教授认为，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大量引进为我国国内学者从事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反观这种现象也令人心忧，被引用的大量的批评方法里找不到中国人自己的痕迹。聂教授调侃道，这就像多年前我国造VCD或DVD，那时我们未掌握如何将数据转化为图像这项技能，因此每生产一批产品我国需向外国交纳大笔专利费。如果西方在学术方法上也采取专利费保护手段，那我国要向国外缴纳的专利费将不堪设想。
自身具有如此忧患意识的聂教授身先士卒，他在2004年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倡进入历史的伦理环境对文学描写中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主义的和客观公正的阐释与评价。它重在分析文学中的描写的道德现象、道德人物及其道德行为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避免由于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好恶倾向而导致文学阐释中出现的主观审美评价和道德批判。聂珍钊教授以《哈姆雷特》为例，用文学伦理学方法对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过去的评论基本上把哈姆雷特的悲剧归结为性格悲剧或恋母情结。而文学伦理学则强调伦理禁忌，伦理禁忌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伦理意识。从伦理禁忌的角度看，聂教授认为哈姆雷特的悲剧主要是由三重伦理禁忌造成的，即弑君(regicide)、弑父(patricide)和弑母(matricide)。
哈姆雷特从魏登堡大学回来为父奔丧，可眼前面对的现实却是：母亲改嫁叔父、叔父变为继父并继承了亡父的王位。从剧中哈姆雷特和他叔叔的相互称呼（my son/my father）来看，他们彼此也在潜意识里接受和认同了这一伦理关系的改变。作为儿子，哈姆雷特理应为自己的父亲复仇，然而向克劳狄斯复仇就等于是弑君和弑父，这就使得哈姆雷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此他那著名的内心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所蕴含的并非简单的生或死的问题，而是一个进退维谷的伦理问题。也正是在这种伦理两难中，哈姆雷特延宕了他的复仇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继续用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下去，我们不难发现哈姆雷特不仅面临着弑君和弑父伦理禁忌考验，哈姆雷特还有弑母的倾向。哈姆雷特在剧中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中戏就是很好的说明。一般认为哈导演这场戏中戏是为了确认克劳狄斯的罪行，但聂教授通过对文本细致的分析，得出哈姆雷特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在此而是在彼——确认母亲的罪行。他痛恨母亲乱伦，对她匆忙嫁给叔父给以了严厉的道德谴责。他在内心怀疑母亲同父亲的死有关。这种怀疑哈姆雷特在戏中戏里找到了答案，聂教授也在台词中找到了答案。当戏中戏接近尾声，国王不欢而去，哈姆雷特说道, “What, frighted with false fire!”。其中，”false fire” （空枪）是一语双关，暗示针对克劳狄斯开的枪是空枪，而真枪实弹所针对的是另有其人，即他的母亲。紧接着哈姆雷特又说道，”Why, let the strucken deer go weep, The hart ungalled play” (中箭的母鹿掉泪，没有受伤的公鹿自去游玩)。哈姆雷特导演这出戏的真实意图在于他的母亲而不是父亲。通过这场戏，哈姆雷特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弑母的欲望悄然而生。这在其后哈姆雷特再去见母亲之前的一段内心独白可以看出：
O heart, lose not thy nature; let not ever the soul of Nero enter this firm bosom. Let me be cruel, not unnatural; I will speak daggers to her, but use none. My tongue and soul in this be hypocrites-How in my words somever she be shent, To give them seals never, my soul, consent!
哈姆雷特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失去理性，不要让尼禄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尼禄是古罗马暴君，他曾以弑母杀妻、涂炭生灵而闻名于史。莎翁用此典故意在说明哈姆雷特的内心现在已充满了杀意，而这个杀意的对象就是他的母亲。另一方面哈姆雷特又是一个极具理性的人，他知道弑母乃是伦理之大忌。因此，他不停地告诫自己，可以对母亲的谈话中带刀带枪，但不可以使用真刀真枪。哈姆雷特的悲剧就是在这替父复仇责任和弑父、弑君、弑母的三重伦理纠葛中产生了。
接下来，聂教授就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申报事项作了简要地介绍和指导。聂教授特别强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研究。因此要想在申报国家社科项目上最终获得成功，首先要有良好的前期研究成果作基础，不能等到课题指南出来了，才去找个题目来匆忙申报，机会总是亲睐那些有准备者。其次是组建科研团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博采众长，快出成果。就项目申报本身而言，选题切忌空泛，课题论证一定要清楚合理，要广泛听取同行的意见。最后，聂教授告诫大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有恒心，不被批准是正常的。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对照已被批准的项目选题，找出自己论题的不足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聂珍钊教授的精彩报告使在场的师生受益匪浅。原本预定为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悄然而逝，大家仍然意犹未尽，纷纷踊跃提问，与聂教授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范薇、耿静文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