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信中，毛泽东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9月16日，毛泽东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毛泽东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 策。毛泽东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 放台湾的战略部署。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祖国万岁！”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是毛泽东1949年9月30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宣言标题，也是这次新政协会议的主题。“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在解放初期成为流行的口号之一。后来演变成“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是国庆及其他重要节日、庆典的规定口号之一。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面对美军对中国东北近邻的入侵和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这表明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性质、目的以及对取得胜利的信心。随后，举国上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成了50年代前期中国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
“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从1952年底开始，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24日，在发布庆祝国庆四周年时，正式向全党、全民宣布了它的内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月，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提纲时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从此，“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总路线万岁！”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直到“大跃进”运动结束为止。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些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提法，一度成为流行口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断然否决。
“大跃进万岁”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作为一场运动，“大跃进”错误直到1960年才得以有效地纠正，而作为一个口号和工作思考方式在20多年后才得以最终纠正。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此做了解释，认为总路线的精神表明，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技术和文化革命。他还就经济发展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作了说明。总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总路线”由于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文化革命”、“技术革命”
“文化革命” 作为一个口号，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原意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他在《论合作制》中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并确定了“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具体任务。“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一度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流行口号。“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含义完全不同。
“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60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
“反对修正主义”
60年代初，由于苏共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战，并把两党论战扩大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得不对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展开斗争。但在对苏共理论的意识形态界定上，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因而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并以此在党内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其实当时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共并无准确的解释，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命题展开的，它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后来成了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句著名口号。
“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军，两年多的时间里，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公开报道。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却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工业学大庆”
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我国石油战线的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发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而且还培养、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质、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涌现出了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先进典型。石油部从9个方面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其他部门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兴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大庆也成了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从此在全国传播。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他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1967年11月6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其内容要点有：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还把这一理论称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基本观点还被写进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事实上，这一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常轨道，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1966年《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第一次使用这个口号。后来在一些文章和群众集会中，这个口号曾广为流行。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对“四个伟大”“讨嫌”，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它与“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宣扬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典型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大多数工矿交通企业，甚至农村的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有的企业的生产陷于完全停顿状态。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但是，《规定》在现实生产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虽然如此，“抓革命，促生产”却从此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后来还发展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等口号。
“革命委员会好”
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号。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
“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1967年10月27日，经过近一年半的“文革”动乱，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为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发挥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称“五十字建党方针”）。11月5日，他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九大”闭幕时他又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做整党建党。”之后，“整党建党”工作在全国展开。但是，由于这次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都是错误的，所以一些“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被吸收进入了党内。“整党建党”与“吐故纳新”是这次党建工作中的口号。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之后，苏共领导集团继续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动用武力，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时时制造挑衅事件，1969年初屡次侵犯中国东北，招致中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反击。“社会帝国主义”，按当时的解释，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主要是指苏联领导集团。“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是国庆20周年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这个口号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团结”问题。他认为“九大”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之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教导”见诸报端，还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增强党内和人民内部团结的一句流行口号。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中流行的一句口号，它反映了我军战士为了战斗的胜利，所具有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起联用。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1970年，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并出兵柬埔寨，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了严正的反对立场。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又称“五.二0声明”）一文，抨击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遂成为6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口号。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1970年8月31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要求与会同志“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他在会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分真假马、列主义。”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并对阅读书目做了具体规定。12月2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从此，“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成为“文革”后期增强领导干部思想理论修养的一句流行口号。
“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他不但没有勇气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而批准“两报一刊”1977年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既不足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更不可能使党从极“左”思想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做的开幕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1988年9月，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命题。他对历时近两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的这个讲话，尤其是这个命题成了随后召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主题词。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全国上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意识形态的领导思想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责疑。为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精力、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情况，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1983年1月，总政治部又根据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提法，将“四有”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提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多次肯定，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民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四有”后来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青年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的概括表述。
“五讲四美”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9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项活动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国两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十五大又将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纲，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2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后来，人们又将“三个面向”的内涵延伸到科技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作为本领域、本行业改革、开放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口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1985年以来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发展战略结论，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本世纪（即20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及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稳定压倒一切”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更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后，邓小平特别强调“时间”、“时机”、“机遇”问题。1985年7月11日，他强调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1987年6月12日，他指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8年6月22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强调：“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1990年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又语重心长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已经成为党和人民聚精会神，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动口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既是对“文革”当中“四人帮”一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又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
“三个有利于”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讲话，又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四句话勉励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单位的同志肩负起引导、教育人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使命。这四句话是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南。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对这一论断做了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战略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它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报告中，他还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创举。
